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，主力资金净流入449.7万元，占总成交额5.36%，游资资金净流入84.92万元，占总成交额1.01%，散户资金净流出534.62万元，占总成交额6.38%。
摘要：
梅田小镇在湖南、广东交界处，当地人叫它小香港。上世纪60年代，响应“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现状”的政策，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到这里。煤矿关停后，10万人四散而去，搬离者活在引以为傲的回忆中，有留守者夸耀自己存款百万，尽管是在街头拾荒。
“这些人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了？”历史是背景，导演李婕更关心人。秉着这份好奇，她和团队在梅田和珠三角拍摄7年，拍摄而成的纪录片《他乡》正在筹备上映。
李婕是一位青年学者，幼年在梅田镇度过，此后搬家，到外地上大学、海外访学。“大部分时候都有一种疏离感，很难说回到哪里。”她认为，这种悬浮感是当下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。正如煤矿子弟，在此地生长，突然搬去珠三角，此后常回来怀念凭吊，以穿统一T恤、坐大巴合唱的游客形象。
搬离者对故土的情感与选择，正是李婕所关心的——精神上的故乡并不确切，也不知未来定居何处，而对于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“一直在接近，但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地抵达”。
以下是她的讲述(部分素材来自其公开发表内容)。
文|罗晓兰 编辑|陶若谷 剪辑|于晓川
猪脚粉店每年都有人回梅田。还在大巴车上就开始唱歌，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《故乡的云》，同一个矿的坐一辆车，穿统一的蓝色或白色T恤，进去之后四处看一看，拍拍照，站在断壁残垣里拜一拜，为开辟这片土地的、故去的前辈鞠躬。刚默哀完，就在废墟上摆桌椅吃席。
还会去一个有名的猪脚粉店，它几十年从没装修过，很简陋，但矿务局子弟都会去，一边谈论和梅田相关的记忆，一边或站或蹲地吃粉，因为人太多，坐不下。有人说以前每天上学都吃，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。那是猪脚粉店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，老板提前接到组织者的电话，凌晨就开始准备。
一个退休老师，突然想起有个奶奶当年帮她带了几年小孩，就去看她。奶奶八九十岁了，满头白发，看到她来很惊讶。家里没什么珍馐，奶奶一直叫她吃花生。临走时退休老师给奶奶塞钱，奶奶不愿意，说我不要，踉跄着追到门口。老师说不要来了，年龄那么大了，奶奶就冲老师哽咽着喊“一路平安，一生平安”。
那一刻我很感动。严格来说它不是好的镜头，因为来不及把相机从脚架上取下来，镜头在抖动。但想到她们未来再也不会见，这种不计回报的感情很珍贵。
那次有好几个大巴车回去，其实就待半天，因为无处可归，但他们都热泪盈眶的。起初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情感这么浓烈，组织挺麻烦的，我们本科毕业10年说聚会，一直没组织。他们回去能得到什么？到底要找什么？
《他乡》剧照。讲述者供图
一个当地妇女背着孩子站在一旁，看着这群人，也说“我就觉得他们很奇怪，我们都不认识他们，不知道他们干什么”。对于煤矿开采，本地人一直心存芥蒂，总觉得你们外地的，凭什么开采我们的资源？他们有很强的土地意识，这片地是我的，泥土下面的煤也应该是我的。
日常矛盾也有。本地人去矿上偷电；地空了，庄稼枯竭；村子离得近的房屋会开裂，陷下去，有很多坑，有两个男孩掉在坑里，淹死了。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上不来，是一生的痛——开矿的钱没落到他们手上，他们还要遭受这些。其实没有什么对跟错，大家都在时代洪流中。
然而，这些天南海北的人又拖家带口地离开了。本地人不同意，开了我的矿就想这么走吗？而且没了矿，也没快钱赚了。他们设关卡，在路上挖大坑，要留下买路财。外地人今天走，明天本地人就把窗户敲下来卖铁，只要能卖废品的都卖掉。那些房子除了墙，连沙发窗户都没有。
离开的人回来，看到曾经的家变成这样，可能也是他们热泪盈眶的一个原因——这确实是最美好的东西，但它不存在了。确信它不存在，你反倒更为怀念它。
回来的多是三四十岁的矿区“二代”，他们的父母年纪大了，有的拍摄时还在，后面去世了。离开梅田后，大多数人去了珠三角，“一代”调到外地的单位比如煤炭局，类似公务员有编制的，“二代”有的打工，创业，还有的也像我们一样，读完大学留在那里。当时我们拍摄一个离开梅田后在广州做老师的，特别热情，每次要请我们吃饭。
有个“二代”回梅田遇到小学同学，19年没见了，见了面突然觉得有点想念，离开后又回到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双方文化背景不同，难以彼此融入。那个退休老师和“育儿嫂”奶奶，她们平时不会联系，一开始老师也没想去看她。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世界的人，再次碰到一起，才会迸发出那种短暂浓烈的感情。
也有留下来的外地人，不是想不想走，是能不能走的问题——回老家，没房子，没地方住；他们来梅田几十年，回老家的村里没几个人认识；老了，子女在城里，跟子女关系不亲密没法去一起住。本地人接手矿后，留下的外地人继续当矿工，有的得了尘肺病，也干不了力气活。有个寡妇，她老公在矿难中去世，矿里建议她们搬到广东的一个相邻小镇。她不想搬，因为所有的寡妇都住一栋楼，那栋楼就叫寡妇楼，听起来就怄气。
捡破烂的张德军，也是一个外地人，很有喜剧效果。他有两次隐晦地问，“你们拍有没有钱给我”，但经费有限，我们只能提两袋水果。这人金句频发，说捡破烂不是为了钱，只是一种消遣，他自己有上百万的存款，还说“人贵于勤劳，鸟美于羽毛”。
剧照。讲述者供图
他也常吃猪脚粉，不要猪脚，就是汤加粉，2块钱，有时我们请他吃。粉店有好几个价格，外地人看上去能付得起的，就十几块，12、16、18、20块不等。老板其实也是外地人，来了矿上工作，跟梅田的姑娘结婚，留在当地开店。
当地人有的一边打零工，一边买彩票，期望自己中大奖。张德军有次在猪脚粉店，一边抽烟，一边高谈阔论不信这些，老板和他老婆都调侃他。
当时想把那个店做成老舍的“茶馆”，人来来去去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，可以拍梅田本地人，像《铁西区》那种有几个家庭。没想到有了投资，可以拍另一条线——离开的人去了哪里？不过梅田依然是主角。
“梦都”梅田在湖南郴州，当地人都叫它“小香港”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响应“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现状”的指示，梅田矿区被划给广东开发。一个政策，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，很多是有技术的大学生，矿工有本地也有外地的。最多时，梅田有10万人。80年代，小镇就有自己的车队，年轻人穿着时尚去歌舞厅跳舞，电影院第一时间放最新上映的电影。小镇坐落在贫困县，但是这里的居民去到广东也受人尊敬，被认为是有钱人。
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我6岁之前住在梅田，大姑家也在那里开私人诊所。童年跟兄弟姐妹们疯玩度过，在街上疯跑。记忆中，街道以前很拥挤，很脏，人和煤都特别多。不能穿白裤子，因为穿上在街上走一走，白裤子会变成灰色，甚至黑色。
上小学前，我们搬家到了县城，后来大姑家也搬走了。2012年我再回去，看到都是空房子，街道冷冷清清。我于是产生好奇：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，这些人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了？
纪录片《他乡》截图
跟朋友们聊，大家也感兴趣，很快就开始了拍摄。我们制片人周浩导演问，可以拍到某个地方某些人吗？我就说，拍摄对象都挺愿意跟我交流的。当时他听了非常惊讶，因为很多时候获得别人的拍摄许可，是挺难的事。
真正开始拍摄了就还好。他们都非常乐意诉说，在珠三角，80来岁的老奶奶可以一坐一下午，对着灯光、摄影器材，说到动情处流了几次眼泪，把我也感染了。二代们也回忆童年摘野果，抓青蛙，很幸福。情感浓烈程度让我很惊讶，我没有想到那里对他们来说那么美好。
矿务局原办公室主任欧小立一直描绘对梅田的记忆，现在还经常在QQ空间、朋友圈、抖音发。就像个史官在记录，画临时盖的竹席房屋，画矿工遗像，画祭拜的大场面。
1985年7月12日，梅田矿务局发生重大瓦斯突出事故，56人遇难。聊起这段，欧小立为生命流逝悲痛，另一方面又很敬重，那些出意外的矿工都叫“烈士”，他们的死去都叫“牺牲”。欧小立身体有些残疾，但手很巧，还会电焊，帮我们修好了麦克风。
90年代，矿务局子女开始离开梅田，有些拒绝父母求稳的建议，南下闯荡。梅田开始衰落，加上煤价下降，南方本就不适合挖煤，下深井成本大，无法回本。矿区相继关闭，有些小矿被私人接手。（注：公开资料显示，1996年，梅田矿务局实施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，矿区相继关闭。2000年12月全局停产关闭，2002年依法宣布破产。）
这个片子的投资人江朝辉也在矿区长大，高中毕业后去中山打工，后来办自己的厂。他投资就是感情在，也不是投完甩手就不管了，还定期跟我们开会，每次见到我们都要问：“片子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呢？”他和几个从小一起在梅田长大的朋友定期吃饭聚会，做生意久了，没那么容易跟人交心，见的这几个人，就是知心的朋友。
他们的这种感情，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青春的怀念。起初我想给纪录片取名《梦都》。梅田以前有一个叫“梦都”的歌舞厅，现在废弃了，变成一个小型制衣厂，里面缝纫机的声音滴滴答答，女人们大声说话。她们都是本地妇女，打零工维生，有些人的丈夫曾经也在矿上工作，开矿车之类的。后来收入少了，子女也大了，就打工贴补家用。
“梦都”歌舞厅。讲述者供图
现在蜘蛛网下，“梦都”的牌匾，吊顶上的灯，废弃的音箱仍旧留在那里。我每次路过，都会驻足一会儿，会想这个小镇的起起伏伏，承载着多少人的梦呐。这些梦又随着小镇的起伏而消逝，那些时常回到小镇的“闯入者”，又何尝不是回到“梦都”寻梦呢？或许这就是人生？
后来周导（周浩）说片名就叫《他乡》，更现实主义，能够统合整个片子的一种情感。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的确《梦都》更怀旧。拍摄好几年，我也明白了他们的感情——为什么他们要回去，但是又要离开，其实他们怀念的是繁华时期的梅田，“人心的繁华”，以及集体的情感。
人其实很难真正回到一个地方从梅田离开的人，没法回答“你的老家在哪里”这个问题。
他们到了广东说自己是梅田人，别人不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解释：曾经的小香港，很繁华，你们广东没有看到碟片，我们那的电影院已经先放了。
回到梅田，他们又是游客。别人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是矿务局的，他不能在当地人面前说我是梅田人。本地人叫他们“广东仔”，就像我们投资人说的，“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，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里”。
矿务局的人只能讲普通话，而不是当地方言。这群有知识或技能的人，建构了一个乌托邦。我想，他们回去是不是也吸取一种能量，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继续工作，好好做生意？
片子现在的执行制片雨曈是剑桥大学电影研究的学生，她每次看到“一路平安，一生平安”那里都会落泪，说看到家乡概念被拆解，无限缩小到两位女性交互情感中，很动人。她给我们在剑桥办学术放映，效果很好，之后一直帮助《他乡》推广和发行，也负责我们下部关于渔民上岸的片子——和《他乡》一样，关注时代变迁下告别过往的个人情感。
我们在剑桥办展映的时候，票订完了，有一个德国学生学社会学的，发邮件说很想来，来了踊跃提问，他们家也是做矿业的，说原来在中国一个小镇里有一群人跟他一样。
比起拍的时候，我现在跟厂矿“二代”的共鸣会更强。读小学前我就离开梅田到了县城，上大学后在重庆多年，读本硕博，又去布达佩斯做博士联合培养，在伦敦做访问学者，去过很多地方。我没有那么强的家乡的概念，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乡。回到梅田，我像一个陌生人，别人看我也是陌生人。
摄制组在梅田拍摄。讲述者供图
因为那里没有真正有连接的人了。我爷爷、大姑爷都去世了，我大姑家迁出来，诊所也没开了。县城的话，以前我每次回去会请朋友吃个饭，有时凑上十几人。这几年好朋友有了孩子，陷于非常现实的纠葛之中，就疏远了。跟父母也有疏离感，这些年不断向外走。这是成长带来的，读过的书、看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在长沙，但即便我有房子在那，也很难说我真的到家了，我也感觉好像我随时可以离开。但跟这些矿务局“二代”不一样，我的（情况）更像一种现代的悬浮感，你问我哪里人，我还说是湖南人，但精神上的故乡并不确切。
要说最喜欢的地方可能是布达佩斯，住所步行五分钟就到Szabó Ervin中央图书馆，巴洛克式的宫殿，很典雅。春天，我常在午睡后，一个人带上一本书、一支笔，路边买一罐果汁或者啤酒，沿着多瑙河走一段。一个姐姐时常会开车接我去吃饭，带我去逛。
我觉得美好的那一段时间、那个地方，一定是因为有某个人的存在。但美好可能存在于记忆当中，就像矿务局的二代对待梅田、大部分人对待老家一样，要让回去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也没有想长居在某个地方，看以后的工作吧，让命运带我走。
最近听一个讲座，老师讲《走走停停》和中国主体性，抽到我回答，问我有什么想法。我说想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·布洛赫的“尚未”概念——尚未回到的家乡，人其实很难真正回到一个地方。跟朋友聊起来，她提到奥地利小说《缓慢的归乡》股票跟投平台，就是一直在接近，但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地抵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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